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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 傍大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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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19、傍大款

回到东州以后,市政府办公厅秘书一处值班室给我打电话,说省纪委的人一直在找我。 “什么事?”我有些紧张地问。

“不知道什么事,都找到常务副市长那儿了。杜市长指示,一定要找到你。”值班室的人说。

我心想,张国昌已经执行注射死了,我也辞职快一年了,省纪委还找我干什么?转念一想,俗话说,不做亏心事,不怕鬼叫门,去看看再说,我便去了黑水河会所。这里是“李张大案”专门双规干部的地方。最多时双规过二百多人。

我走进408房间,屋子里坐着两个人。

“是省纪委的吗?哪位是梁主任?”我问。

“你是谁?”其中一位年纪在五十二三岁的人问。

“我是雷默。”

“噢,是雷秘书,我姓梁。”梁主任很热情地过来与我握手。

“我们是省纪委研究室的,这位是副主任老罗。”老罗也与我握了手。

“省委书记陆清同志交给我们一个课题,题目是‘如何规范领导干部身边工作人员的行为’,你曾经是张国昌的秘书,能够在‘李张大案’中把握住自己,不容易啊!想请你谈谈如何才能做好领导秘书。” 老梁客气地说。

我听了这个问题内心哭笑不得,心想,哪是什么把握自己,而是张国昌在豪赌等问题上没带上自己,如果带上自己,我能不去?躲过此劫只能说是不幸之中的万幸。要说一点主观自制没有,也不现实,最起码我最了解张国昌,我更了解自己是干什么的。平时努力找准自己的位置,只要工作不越位,生活不越轨,就有了基本点。

秘书是生活在权力核心的小人物,秘书在权力运作中的隐蔽性使他们既容易得到重用,同时也容易成为权力斗争和组合下的牺牲品。

我上任不久,就发现东州市政府的政治生活已经不正常了,像李国藩、张国昌这些人从来不过什么组织生活,已经成了党内个体户,人们没有办法通过正常途径来达到目的,只能用金钱来做润滑剂。正如李国藩在自己的忏悔书中所说的: